本書在全面梳理美國廣播電視體制變遷(1912～2012年)的基礎上，重點研究了其規(guī)制模式由“公眾委托模式”向“市場模式”的演化。書中以重要法規(guī)(《1934年通訊法》和《1996年電信法》)為線索，在國家利益、商業(yè)利益、公共利益博弈的框架中，從政治福利、經濟福利、社會文化福利等幾個維度進行考量，研究其體制變遷與具體規(guī)制措施的演變，分析其演化的誘因及帶來的效應，并考察了隨規(guī)制模式變化而變化的“公共利益”。
張春華，女，復旦大學傳播學博士�，F為南京財經大學新聞學院新聞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傳媒體制與政策、文化產業(yè)。
引 言／001
第一章 緒論／004
第一節(jié) 美國廣播電視體制概況及研究現狀／004
第二節(jié) 美國廣播電視體制研究的價值與意義／021
第三節(jié) 主要內容及核心概念界定／027
第二章 美國廣播電視業(yè)的形成與體制的萌芽／034
第一節(jié) 立法的迫切需要／035
第二節(jié) “公眾委托模式”雛形的形成／038
第三節(jié) 產權公有而運營商業(yè)化的原因解析／042
第三章 美國廣播電視體制“公眾委托模式”的確立與演化／049
第一節(jié) “公眾委托模式”的確立——《1934年通訊法》的頒布／09
第二節(jié) 聯邦通訊委員會的職能與權限／054
第三節(jié) “公眾委托模式”的核心——公共利益至上／061
第四節(jié) “公眾委托模式”何以成形／073
第五節(jié) “公眾委托模式”的演化與鞏固／086
第六節(jié)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對“公眾委托模式”的評價／096
第四章 從“公眾委托模式”向“市場模式”的演變／102
第一節(jié) 新自由主義的登場與美國廣播電視的兩輪兼并狂潮／102
第二節(jié) 從“公眾委托模式”向“市場模式”的演化／109
第三節(jié) 《1996年電信法》的出臺與“市場模式”的確立／119
第四節(jié) “市場模式”的核心——“公共利益”讓位于“商業(yè)利益”／138
第五章 “后《1996年電信法》時代”研究——急不可耐的兼并及其效應／149
第一節(jié) 《1996年電信法》對美國廣播電視產業(yè)格局的重構／149
第二節(jié) 《1996年電信法》后美國廣播電視媒體內容的改寫／157
第三節(jié) 《1996年電信法》對世界廣播電視業(yè)的影響
——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高潮迭起／167
第四節(jié) 《1996年電信法》的效應
——政治福利、經濟福利與文化福利的維度／184
第六章 傳媒體制變遷、公共利益與傳媒業(yè)的未來前瞻
——美國廣播電視體制變遷對中國的啟示／204
第一節(jié) 美國廣播電視體制變遷的基本路徑／204
第二節(jié) 適度有效的政府規(guī)制——公共利益的生命線／207
第三節(jié) 美國廣播電視體制變遷對中國傳媒體制改革的啟示／209
參考文獻／222
附錄1 Radio Act of 1912(節(jié)選)／234
附錄2 The Radio Act of 1927（節(jié)選）／237
附錄3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節(jié)選)／253
附錄4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節(jié)選)／266
后 記／275
盡管很多人會提出，我們不能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因為過去不能決定未來，但是作為人類的我們還是在過去經驗的基礎上規(guī)劃我們的未來。如尼古拉斯·加漢姆(Nicholas Garnham)所說：“……我們創(chuàng)造我們自己，但我們自己不完全是由我們來創(chuàng)造。我們站在那些已經過去的歷史的肩膀上。如果我們想要對現有的社會結構和傳媒的表現采取批判的姿態(tài)的話，我們必須知道，它們?yōu)槭裁创嬖冢鼈兇嬖诘姆绞饺绾�，有什么樣的歷史變化會發(fā)生，以及什么樣的植根于歷史的實踐銘刻在我們繼承的社會交往制度里�！�
開始寫作之前，有相關學者曾向我發(fā)問：你的研究能有什么原創(chuàng)性？莫非你能把FCC歷屆主席請來做訪談？……是的，以我之能力與資源，這一點確實力有不逮。
20世紀20～30年代，以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為代表的制度經濟研究者們曾提出過一個深入的問題什么樣的體制才是好的？或者說，當一個國家面臨著兩種或多種不同的可供選擇的體制時，應該如何進行取舍？其判斷的依據是什么？對于給定的經濟環(huán)境，是否存在一個或多個機制來保證既定社會目標的達成？如果存在，那么什么樣的機制能夠用更少的信息或更低的成本就可實現既定目標？
通常認為，評價某種經濟機制優(yōu)劣的基本標準有三個：資源的有效配置、信息的有效利用以及激勵相容。資源有效配置通常采用帕累托**標準，有效利用信息要求機制運行時支出盡可能低的信息成本，激勵相容要求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一致。這樣一來，問題就變成什么樣的體制能同時滿足以上三個要求。為了滿足或無限接近這三個要求，該如何設計機制的具體運行方式？即如何尋找實現既定社會目標的機制，如何設計博弈的具體形式，在滿足參與者各自條件約束的情況下，通過參與者所選擇的策略的相互作用使配置結果與預期目標相一致？
本書的核心研究對象是體制，然而對于這樣一個重要而又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問題，卻也無法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本研究能做到的，只是盡可能詳盡地搜集資料，以重大法律法規(guī)和重大事件為線索，盡可能全面地對各家的觀點進行總結、綜合與評價，盡可能客觀地呈現美國廣播電視體制變遷的路徑及其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說它是一項描述性研究也罷、解釋性研究亦可，唯愿本研究能對中國當前以及將要進行的傳媒體制改革與創(chuàng)新有稍許啟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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