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夢龍秉承了泰州學派以儒學為“百姓日用之道”的觀點，其“三言”將描寫的重點轉向市井細民的日常生活倫理，諸如商賈工匠、妓女仆婦乃至普通販夫走卒皆成為其筆下的主要人物形象。而且他對小說情節(jié)內容的“奇”與“�！钡霓q證關系也有著不同于前人的看法，故笑花主人稱由“三言”可知“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仁義禮智，謂之常心；忠孝節(jié)烈，謂之常行；善惡果報，謂之常理；圣賢豪杰，謂之常人”①。言外之意，馮夢龍主張倫理道德為人人皆存平常之心，圣賢豪杰與常人并無本質區(qū)別。這里所謂“庸�！奔粗甘芯�小民生態(tài)，笑花主人是稱贊馮夢龍將儒學與百姓日常生活貫通，注重以“庸�！睘樾≌f素材。

　　為使“三言”更好地發(fā)揮“喻世”、“醒世”、“警世”作用，置身于儒學世俗化與平民化文化思潮中的馮夢龍便高樹“情教”之幟。馮夢龍聲稱“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②，其“情教”思想的哲學文化基礎就是陽明心學。王陽明《寄鄒謙之二》指出，“喜怒哀懼愛惡欲”之七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jié)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后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③。他認為禮的制定應順乎人情，方才易于為人接受。王陽明《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亦云：“順導其志意，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禮義而不苦其難，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④他主張只有將倫理道德規(guī)范順乎人情，使其成為人的自覺的內在追求，才能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教化。馮夢龍認同王陽明之說，他在此基礎上提出“六經(jīng)皆以情教”的觀點，認為“自來忠孝節(jié)烈之事，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婦其最近者也，無情之夫，必不能為義夫；無情之婦，必不能為節(jié)婦。世儒但知理為情之范，孰知情為理之維乎！”⑤顯然馮夢龍的“情教”思想是對王陽明“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jié)文”觀念的承襲與發(fā)揮。馮夢龍“情教”理論的核心是“真”，他認為小說要想“必有一番激揚勸誘、悲歌感慨之意”，從而達到“說孝而孝，說忠而忠，說節(jié)義而節(jié)義，觸性性通，導情情出”①的教化效果，必須以情真取勝，這與陽明心學正心誠意的致良知學說一脈相承。王陽明認為“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側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傳習錄》上）②；“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側怛以事君便是忠”（《傳習錄》中）③。這里王陽明反復強調的“自然”與“真誠惻怛”就是說明真情之可貴。當然，馮夢龍尚真的小說觀也是對李贄“童心說”的呼應，因為“童心說”本身就是王學左派思想的表現(xiàn)形態(tài)。

　　……